□ 许岚枫

　　很早就听说过《人生》，马云、贾樟柯、王安忆似乎都从中找到了些感觉——《人生》中有人生的烙印，读《人生》启迪人生。

　　《人生》是路遥的中篇小说，一经刊发即轰动全国。小说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背景，以城郊结合的陕北乡村为故事发生地，截取了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高加林24岁时的人生断面。以从被挤出民办教师到走后门到县城当了记者，而后因为追寻理想爱情被人揭发，又重回农村当农民为主线，引入高加林与刘巧珍、黄亚萍的爱情纠葛，塑造了高明楼、刘立本、高玉德、高德顺、张克南等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，描述了不同地位、阶层，不同际遇、思想的一群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念、生活状态，贴近乡土、贴近现实。曾经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，在广阔天地里挣扎过、奋斗过的人，特别是那些走向未来仍保持赤子心态的人，最能被引发共鸣。

　　小说把高加林定位于一个很有能力素质的青年，他是高中生，在那时的农村十里八村也找不出几个同等学历，比现在的大学生还金贵。他有悟性，当记者风生水起；有本事，吹拉弹唱样样行；有上进心，一直想跳出“农门”；有人才，潇洒漂亮；有理智和好脾气，从不胡搅蛮缠自暴自弃。这样的人，女孩子怎能不喜欢呢？刘巧珍对他一片痴情，在民风还比较保守的农村，去追他，为他带烟、帮他卖馍、听他劝刷牙，不惜与父亲闹僵，在得知他另有新欢后又祝福他，甚至在与马拴结婚后仍为他向高明楼求情。黄亚萍热情追求他，不惜与前男友张克南分手，把自己的工资随意花在他身上，为考验他叫他冒雨出去找小刀，准备动用父亲的关系调他到江南。最终，高加林还是一败涂地。他嫌弃刘巧珍不识字，没有共同语言，他似乎与黄亚萍志同道合却没有正式编制……

　　小说里有高明楼的巧言令色、马占胜的投机钻营、张克南妈的自私阴险，都着墨不多，点到即止。如高明楼对改革形势的担忧和妥协，马占胜受处分后的自我反省，张克南妈与张克南在揭发高加林走后门被清退后的争辩。小说里始终贯穿着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憧憬，隐晦地表明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。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显得不近合理甚至冷血，如高玉智的铁面无私，高加林记者才气的埋没，但在更高层次上，展示着全社会向着更加文明友善的方向前行。小说中对此的回应是“今天的政策也对头了，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”，尽管，这是以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失落为代价。时代的光芒影射到个人身上，竟是难以承受之痛。此情此境，人生何往？路遥自有办法，即隐匿于全书的中华文化。

　　优秀的中华文化，有时并不是以识文断字为基础。它自有一套中国式逻辑，散发着历经苦难仍旧韧性强劲的生命动力。书中的老光棍高德顺就是其代言人。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却极有威信，润滑着高明楼、高加林的关系，对人生经历种种认识清醒，对后生晚辈极尽良善引导，诸如“这么大的小子，还不懂人情世故！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啊”“娶个不称心的老婆，就像喝凉水一样，寡淡无味”“一个男子汉，不怕跌跤，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”。这是对生活的描述也是对人生的反思，是向阳而生、追光前行的精神和文化注脚。

　　路遥没有以悲剧收场《人生》结局。路遥对人生一世的阶层跨越、青年入世的磨难成长，有清醒而透彻的理解。这是他的极限，也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时代反射。看过小说，读者对高加林的记者能力有目共睹，他应该算是优秀的记者，但因不是正式编制而失去了记者身份。当然，这不是宿命，也不是认命，而是换个方向再出发的一声号角。在不幸面前，个人也是可以选择的，与其撞倒南墙不如就此翻开新的一页——或许正是为了强调这点，路遥让刘巧珍在遭遇背叛后选择了和解，让张克南在恋人被夺后选择了理解，让高加林得到了村民的包容。这对于当今社会上个别人被一时的困难和厄运打倒而选择走极端者，不啻当头棒喝。

　　相信和构建起一个和谐、包容、向善的社会，让人意识到青年成长往往需要经受社会锤炼，在跌倒后首先归因于自己，而后站起来，调整心情继续出发。这或许就是《人生》入选“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”，至今仍为很多读者推崇传播的原因吧？毕竟，大多数人都相信：向善向上改变命运。

　　掩卷而思，想起最后章节下注的“并非结局”，想来路遥原本还想给《人生》做后续的，只可惜天不假年……

　　读《人生》，品味更好人生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监狱管理局）